《光阴的故事》之《指望》（1982年）

(文/云飞扬)  《光阴的故事》是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具有分水岭式的历史作用。当杨德昌被很意外的邀请指导其中一段时，这个计划已经被酝酿许久，于是杨德昌在以编剧和演员的身份参与《一九零五年的冬天》之后，立刻作为有独立思想的新导演形象进入新浪潮时代。《光阴的故事》以1960年代的青少年成长、记忆和本土体验为新的叙述主题，塑造出清新飞扬的风格，单亲家庭中的初中女孩小芬要面对青春期的种种问题，念想的指望，最后在无可奈何中接受情感失败的挫折。从此可以看出杨德昌的电影，总是注意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本片其实有一些自传元素在里面。

《恐怖份子》（1986年）

(文/云飞扬)  本片的创作环境原有些拘谨，因为《青梅竹马》的票房失败，但反而效果很出色整部电影神采飞扬，在凌厉的剪辑之下，对于台北都市的男女有着知性的审视，同样对台北也有着文化上的分析。杨德昌使用多线叙事，经过精准的设计，重组、解构、再现了台北都市风格和可能出现的噩梦，充分表达了杨德昌作为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思辨能力，都市中人很难把握自己，也不能坚守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在欲望和偶然的交织之下，每个人都必然的成为恐怖分子，对他人、自我和整个社会施加伤害，最后的合力就是导致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瓦斯球，随时都可能爆炸，这个意象强烈，是一种深化的恐惧，都市如何良性运转，是杨德昌提出的宏大问题。

《独立时代》（1994年）

(文/云飞扬)  本片的英文名字是“儒者的困惑”，其实更贴切的表达导演的思索。本片难得的具有喜剧色彩，幽默甚至有着夸饰感，主人公有诚意和善意的生活态度，但却在庸俗的、势利的、向钱看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巨大而不可逆转的伤害。杨德昌试图营造一种伍迪·艾伦的反讽电影风格，但显然不是很成功。电影中人，彼此观望但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又简单可笑，其实是一帮中产或小资，不由自主或者热情高涨参与一场虚伪的游戏，虚情假意、无是无非，似乎是对遥远古代的孔子及其弟子问答的嘲笑，电影一开识就用字幕打出了他们关于富裕之后的课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

(文/3PINKY)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根据在建国中学求学时一个叫茅武的校友捅死女友的真事改编的，也许就是这种身临其境产生的震撼让他把影片的血淋淋拍得直刺心底，当时被媒体称作“不良少年杀人事件”的悲剧对杨德昌来说不仅仅是少年被无情地割裂了青春的脐带，还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他对那个时代的深刻感情也让他沉淀整5年，耗资2700万台币，才苦心熬出了一部超越了青春残酷物语的时代挽歌。

《麻将》（1996年）

(文/3PINKY) 《麻将》可以看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反面，不敢舍身决斗那就向社会低头，但还是无法掩饰这个社会的荒谬和腐朽，《麻将》依然现实并且更尖锐，杨德昌对富裕的台湾实质贫乏的精神已近绝望，影片看起来也比过去更显分裂。

《一一》(2000年)

(文/3PINKY) 结尾，8岁的洋洋给外婆的信里说，“我觉得我也老了”，这样不合年龄的唏嘘没让人觉得做作，多亏杨德昌做了那么多细致敏感的铺垫。距前一部作品《麻将》已经离开4年之久，重执导筒的杨德昌显得凝重成熟多了，《一一》用大量看似重覆、零散、隐忍，含义却能最终一统的情节表达出在经济困境下台湾人和家庭的不安，杨德昌在诉说生、死、梦想与失望这些主题时表现出的收放自如和宁静睿智也让许多人坚持这是他最好的作品。